要想兼顾这两个义项，宪制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译名选择。

[15]有些地方的信访终结经过了省一级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认定。第三种，因为有些地方对集体上访考核时会对人数有考核约束，信访机关就会把集体上访故意登记为个人上访，或者少登记上访人数。

被告人李某某以房屋被拆迁为由，在周口市区多次上访闹事，严重影响了他人的工作和生活，先后六次被周口市公安局第三分局依法处理，其中二次警告，四次行政拘留。参见氏著:《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第68页。访民因为在地方遭遇到的不公，在接访中面临的冲突，在北京上访时可能遭遇的冷落、歧视乃至于侮辱，类似的背景、相同的命运，希望问题得到解决的共同意识，使得访民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自我意识，以经济诉求为主，兼及政治参与诉求的群体。如果对复查意见仍不同意，按照同样的原则，再申请复查的上一级单位进行复核。注释: 1 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在地方这被形象地概括成信访一票否决制。张某甲在其合理的信访诉求[拆迁补偿]已解决，县、市、省三级信访工作部门将其信访作终结处理的情况下，其为达到个人非法目的，仍不断变换信访诉求，持续数十次到南京、北京等地进行非正常上访，且在非访地无理滋事，严重影响所在地社会秩序。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借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经验，讨论未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设置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类型。

成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是确定了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接下来还要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机制，并协调合宪性审查与宪法解释、备案审查、法律草案审议等其他制度的关系。由两庭审理的只有17件，其中驳回8件，支持9件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例，《宪法法院法》第13条列举了多达21种具体程序类型，除规范审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机关争议、联邦与州之间的争议、宪法诉愿、宪法保卫程序（总统弹劾、法官弹劾、剥夺基本权利、政党违宪禁止）等。具体规范审查实现了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是比较有效的程序类型。

这是因为提起宪法诉愿必须主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是针对自身、现时、直接的（selbst, gegenw#228;rtig und unmittelbar）侵害。宪法诉愿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宪法修正案》第44条第2款、《宪法》第70条第1款）。

在裁判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主要是司法裁判，但也有可能包括法规范。第一，机构权威上的挑战，即如何既确保宪法法院相对于普通法院的权威，又不影响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二，审查范围上的挑战，即如何防止宪法法院异化为超级上诉审法院？第三，案件数量上的挑战，即如何防止宪法法院负担过重，进而导致诉愿审理周期大幅延长？ 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而言，如果希望引入对裁判的合宪性审查，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还必须回应一些由审查主体引发的新问题。[1] 尽管与该提议相比，此次修宪选择了改革成本更小的更名方案，但毕竟是迈出了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的关键一步。第一个要素是具体，在具体规范审查中，合宪性问题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出现的，该案件争议虽然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材料和语境，审查机关可以据此解释评价系争规范并进而判断论证该法律到底是否合宪。

在上述两种程序之外，与规范审查相关的程序类型还有宪法诉愿。另有80件被诉愿人撤回或以其他方式结案。因为即便宪法法院判定该规范违宪，该案件同样会因前述程序瑕疵被驳回。但在我国的语境中，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将会面对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案件太多，而是案件过少。

其中最核心的一项工作，是设计建构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而在其他模式中，无论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还是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规范审查程序中，都只是抽象地审查法规范的合宪性，而不对具体案件争议做出裁决。

第一个途径是合宪性解释优先，即要求普通法院法官首先对系争规范做合宪性解释，只有在根据公认的解释原则无法得出任何正当且与宪法相符的解释时，[25] 才能认为该规范违宪并提请具体规范审查。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对审查规范和废止规范的权限进行了分离，将后者集中于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关手中。

合宪性审查是一套科学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有鉴于此，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未来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建议：第一，既允许当事人提出合宪性异议，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提请审查。[3] 虽然审查主体设置的不同，必然会对程序类型的具体建构产生影响，[4] 但比较法上的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何人，只要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在穷尽其他法律途径仍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均可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宪法诉愿案件的庞大数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1951年成立到2017年底，联邦宪法法院共审结了220816件宪法诉愿，占宪法法院已审结案件总数的96.6%，总体诉愿成功率为2.3%。摘要: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心应当转向程序类型的建构。

法国《宪法》第61条规定了两种事前审查程序，在法律表决通过之后、公布生效之前，对组织法和议会程序规则进行强制审查，对其他法律基于申请进行审查。[15] 过去十年间，有五年宪法法院未收到任何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其余年份多为2、3件。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要排除的只是针对个案裁判的宪法诉愿。总之，希望选中的程序类型在建立后能够真正适用，落到实处，以实践带动促进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完善。

在德国的语境下，这一制度至少面临三方面的挑战。即便在采行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于是否设置裁判宪法诉愿，争议也比较大。

在此种制度下再设置事前审查程序，恐怕就只是对审查资源的浪费。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实践来看，对司法权的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就裁判内容而言，违宪裁判的具体类型包括：法官在解释适用法律时，没有考量基本权利的影响或对基本权利的意涵认知错误。[8]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将同时承担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两种职能，但应将合宪性审查限定在真正的、纯粹的合宪性问题上，也就是法律法规直接违反宪法的情况。以下关于具体规范审查和宪法诉愿，亦同。

对普通法院法官而言，将其认为违宪的法规范提请合宪性审查，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个义务。（三）规范合宪性审查应以事后审查为主 有效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类型应以事后审查为主。

[7] 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次就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常委会进行了报告，但该报告中列举的案例，实际上主要涉及合法性审查的问题。在术语上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对规范审查程序做抽象和具体的划分，仅仅是针对程序的启动原因，亦即规范审查是否因一个具体案件启动，而并不涉及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审结的抽象规范审查案件，每年大概在1-3件之间。这就类似于一种由公民提起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

而且，在提请审查时，普通法院法官还必须附理由说明被提请审查之法律究竟与哪一宪法规范不符，论证为何其认为该法律与相关宪法规范不符，这就为合宪性审查机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础。例如，法国的合宪性先决程序，要求只有在系争规范满足案件相关性、重大性和新颖性三个条件时，才能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这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层面，实践中出现的许多违宪问题，实际上只涉及适用违宪，而非法规范违宪。[14] （一）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 尽管抽象规范审查被视为弥补了美国式司法审查模式的不足，因而为采取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所广泛接受，但从德国的实践来看，抽象规范审查实际发挥的作用不大，数量非常有限。

[26] 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途径是要求被提请审查的规范必须具有裁判上的重要性（Entscheidungserheblichkeit）。在2017年度实际做出裁判的5376件宪法诉愿程序中，有100件最终被支持，成功率为1.86 %。

理论上，立法机关是各种政治意见辩论交锋的主阵地，而在议会表决通过法律后，与此相关的政治争议即应暂告终结。共有58件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是以合并审理、撤回等其他方式结案的，另有个别程序尚未审结。

而从提请主体的角度来看，在德国议会内阁制下，联邦政府由联邦议院的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组成，如果政府认为某部法律违宪，完全可以修改法律或者制定新法，没有必要将其提交宪法法院审查。[6]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区分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这两个概念。